（梁淑怡/图）

少女时，我看过太多人掉进江里而害怕水，一直到十六年前才学会游泳，是因为有了孩子，想到万一落水，可以救孩子。女儿出生的第二天，医院护士推来一个大充气塑料桶，里面装满水，在她脖子上套上柔软的游泳圈，把光溜溜的她放进去，她就像一条小鱼在水里游。她开始了解这个空间，没有我那样的惧怕，而这水桶，当然比我的子宫宽绰，她很开心。她长大一些，不像别的孩子先会爬，而是用屁股移动，再大一些，她可以走路，倒是爬上门框，爬上树和墙，整个身体总在跳和跑，来适应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——这个巨大的空间。

新冠疫情暴发后，我来到英国，没多久，除了超市，餐馆、服装店、图书馆、运动场所、影院剧场等全关，常常在街上看到男人长发飘飘，不要以为新时尚来了，因为理发店关门了。

学校关了好几次，女儿回到我们临时寄寓的朋友的一套漂亮公寓。在樱草山附近，那儿楼高，风景绮丽，可俯瞰摄政公园、圣保罗教堂和伦敦眼，泰晤士河水如飘带掠过眼去。我们三个人在一个空间里，女儿在自己的卧室上网课，先生用了朋友价值不菲的老书桌。餐桌空着，我觉得厨房的空间更好，正对着园子里的树林，不时有黑鸟飞过，我也可以随时给他俩做吃的：火腿面包或是烤香肠鸡蛋蘑菇，海鲜沙拉或是一碗四川麻辣小面。厨房属于这套公寓的公共区域，好在我已练就任何时候被打断可以重新开始的技能，不怕被打扰。

按规定，人可以从住所外出，人与人间隔两米，采购食品或户外走路。附近有几个超市，我们家一周购一次食品，也选择走路。生活简单，所需也简单，呼吸新鲜空气，充分享受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，吃一顿饭，听一首歌曲，看一部电影，哪怕每周一次站在窗口拍手掌支持医护人员抗疫情的辛劳，也变得格外珍贵。

走路时，每经过摄政公园路122号，我便会停下一会，因为恩格斯曾在里面的空间生活过。当年是燕妮为恩格斯一家找到这房子。她写信描述：“我找到了一座非常吸引人的房子，位置很宽敞，就在樱草山边上，房前的所有房间都有很美、很开阔的视野，空气也很好。附近的街道上有各式商店，你的妻子可以在那里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。”1870年夏末，恩格斯搬来，有四间卧室、一间书房、两间客厅、一间厨房和带浴缸的宽敞的浴室。不难想到，他在这个空间里，与马克思是近邻，度过了一段值得回忆的日子。

在马克思离开后，倍感孤寂的恩格斯整理他的书稿，脑子里涌现出之前察觉不到的东西。我仿佛看见，他有时伏案写《反杜林论》和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的情景，有时面无表情，靠窗侧立。石块铺就的街道响着马车的声音，售花的姑娘清脆的吆喝，包括厨娘在制作面包的香味，随风阵阵飘来。在这个空间住烦了，恩格斯后来搬离了，迁入摄政公园路41号，一年后，因喉癌去世。谁曾想到我今年的生日，一个朋友会送我的礼物，居然是一本老版的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。冥冥之中，这本书像要勾起我对那些消逝的灵魂的注视。

“你看着镜子里的脸，找出和自己的相似之处，在最不可能的地方，发现别人视而不见的东西。”这是朋友对我说的话。

我希望是这样，尤其在走路时，与女儿和先生说到那久远的过去，原有的空间，朝它自己想要的样子扩展了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很想带女儿去海格特高地马克思的墓地，却到现在，也未能实现。

从我们伦敦的临时住所出来，往右走，便是披头士《Abbey Road》专辑的录音棚所在的楼房，那张披头士最有名的专辑的封面海报，乐队四个人经过的Abbey Road，居然天天踩在我的脚下。摄影师伊恩·麦克米伦一共为他们拍了六张穿越斑马线的照片，之后全世界不同时代的歌手纷纷来这儿拍致敬海报。他们分手前最后一次在录音室一起录音，在那个空间里，在同一天时间，完成了这个专辑全部录音，专辑在同年发行，蝉联英国金榜17周冠军与全美流行专辑榜12周冠军。Abbey Road这条街，这条斑马线，日后成为披头士乐队一个符号，当然那张录音室专辑是披头士最畅销的一张。

我们偶尔去樱草山，仅15分钟，几乎整个夏天，山上全坐满人，姑娘们穿得很暴露，全身线条显露，充满诱惑。这儿比伦敦另一个高地——汉普特斯西斯公园，看伦敦城中心更清晰，附近有好多有名的餐馆和咖啡馆。电影《诺丁山》在汉普特斯西斯公园拍摄，但电影《帕丁顿熊》里收养小熊的布朗一家就在樱草山边上。如果我记得没错，英剧《黑镜》也在此取景。

为了清静，我们经常去一个更敞开的空间：摄政公园，走30分钟，在公园里再走30分钟。那儿有运河，还有大小船坞，有停泊的，有运行的，大都供游客租来观景，不少人也以此居住，里面设有厨房、餐厅、卧室，船舷放了不少盆景，种着花花草草，不时可看到精灵般的猫傲气地走在船舱里，从玻璃窗往外张望，想必也知道这个世界发生着什么。河里飘浮着绿绿的浮萍和落叶，在阳光下波光闪烁，远处南之岸畔是动物园，被关着的猴子斑马犀牛甚至大象，发出叫声，声音在空气中传得很远。

女儿十岁时，我们带她去南非，去几个野生动物公园走路，那是更野性更不可知的空间，从老虎、狮子、豹子的临近感知危险，与一群野斑马、野鹿擦肩而过，非洲的丛林和朝阳落日，美超出我们的想象。

那次旅行，我们计划了好久，同行的还有几个朋友。印象最深的是祖鲁兰地区的苏拉苏拉丛林。这个地方与劳伦斯·安东尼的非虚构书《象语者》有关，我们之前读过，再在现实中看到书中描述的大象，全都激动不已。接待我们的是劳伦斯·安东尼的夫人弗朗索瓦丝，一位优雅的女士，经营着这个地方，并把它发展成一个爱动物的旅行者的乐园。

1999年的一天，劳伦斯·安东尼接到一个老朋友的电话，希望他能接纳另一地的九头野生大象。他很高兴，可是，大象的原主人要求两周内把它们弄走，否则他就原地枪决它们，因为它们不时冲进部落，抢吃的，并毁坏帐篷、撞伤人。

原籍苏格兰的安东尼，从小跟着父母生活在津巴布韦、赞比亚和马拉维，这位著名国际自然环保主义者，也是“地球组织”的创始人。苏拉苏拉丛林在历史上是著名的狩猎圣地，富人们来此猎杀羚羊等野生动物。做房产成功的安东尼，倾尽所有，购下这块地，幻想把它建成一个生态旅游保护区、一个野生动物的避难所，禁止狩猎和放牧，也想让成千上万的当地部落的非洲人，获得就业的机会。

安东尼很清楚自己得在两周内修出二十英里长、拉了电网的防护围栏，让这群爱惹事的大象逃不出。他做到了，而且当时大象们正在与一个部落的人发生冲突，他从人的枪口下救下它们。

好不容易，大象迁移到了苏拉苏拉丛林这个空间来。不过，两头母象还是想带着家人突破重围，每日躁动不安。如果它们逃出去，结局将很惨，任何人都可以射杀它们。经朋友介绍，安东尼认识了一位女巫师，她可以和野生动物说话。巫师来了，在一株他喜欢无比的野生无花果树停下，说这树附有一个邪灵，赶走它，便可以让大象们留下来。

听着巫师念咒，安东尼却在思索：大象每次想逃开，会分成三组分开行动，然后再集合。这些地方相距太远，它们总能在一个约定的地方会面，远远比孩子有头脑，甚至不比成人的智慧差。这样，如果他能直接跟它们沟通，或许事情有转机。

于是他请女巫师离开。巧的是，那棵无花果树很快掉光叶子，居然死了。不过，巫术没用，大象们还是想逃离这儿。

安东尼开始尝试隔着一定距离跟这群大象交流，给头象，也是母象，取名字，叫它娜娜。他与娜娜隔着电网凝视，在他目光形成的空间里，他开始说话：娜娜，这是个好地方，放心，你们不要走，你们不会受到伤害。这是你的新家，你们在这里好好生活吧。他的声音和话语，还有他的眼睛，让它减轻了对人的恐惧和敌意。他一天接一天真诚地跟它们说自己心里的想法。他决定生活在它们不远处，但与它们同一个空间：它们睡，他睡；它们醒，他醒，始终和它们在一起。慢慢地，娜娜开始安静，和他对话，并放弃逃离，带着大象们留下来。

2012年，也是我们去苏拉苏拉丛林的五年前，只有61岁的安东尼突然心脏病去世。第二天，他保护过的野生大象，祖母级的娜娜和另一头健壮的大象埃特（也曾受到他的保护），分别带着一群大象来到他的木屋前，31头野生大象，走了大约十二个小时，排成一队绕着房子转圈，不吃不喝，有几头大象，眼角流淌着泪水，用独特的方式表达悲伤，向他告别，发出悲痛的哀鸣。弗朗索瓦丝已与大象熟悉，她走近它们，娜娜用鼻子轻柔地触碰她的脸颊，表达对她失去安东尼的安慰。

那天，所有参加葬礼的人，都寻不出答案：它们是如何在六百公里外感知到安东尼的去世？太神秘了。大象们停留了两天两夜才离开，并且每年安东尼的祭日，它们都会回来，在水泊边，远远注视他的木屋。

苏拉苏拉丛林奇大无比，五千多英亩的原始灌木林，我们在那里时，每天都安排走路，有时是天未亮，由向导给我们讲解动物的粪便，以此区别是什么动物，有时给我们讲树木，讲天上的鸟，讲得更多的是地上的动物。女儿每天都惊喜，穿着丛林登山鞋，记得有一次我们涉入一片沼泽地，所有人的鞋子都进水了，大伙都没怨言，继续朝前走。晚上围着篝火跳舞吃烤肉，仍是热烈地谈论这一天置身于这个丛林空间的收获。

女儿从非洲回来后，画了一只老虎，而不是大象。

我问她，为什么不是大象？

她说，大象，在我心里，我要好好想，想清楚了，再画。

我敢说，她一生不会对这片苏拉苏拉丛林忘怀，若日后她有孩子，或许也会带他们去那儿，亲自感受那个空间的象语者。如安东尼说，象语者并不是我，而是大象，它们呢喃倾诉，而我是倾听者。

那暴力与温柔，皆在这倾听与诉说中融合，留下一个传奇给我们。

伦敦此刻已不隔离，相信在摄政公园的动物园，有更多的人去观赏。而去过苏拉苏拉丛林的人，会真切希望动物能生长在一片自由自在的空间。

2021年回到北京，我经常走路，现在我也未改变，沿着落地窗下的运河，向西经过太阳宫，可走得更远；向东，可走到将府公园和七棵树。但都不像2020年在伦敦时走的路那么长。最长的一次，是和布鲁斯伯瑞出版社的前副总裁瑞恰德。这家出版社出过我的《饥饿的女儿》等书。瑞恰德退休后创办了一家专出文学作品的出版社。我和先生在约定的地方见瑞恰德，他一脸络缌胡，六十多岁，微笑着点头致意。我们沿着运河走着，似乎从一个运河转入另一个运河，穿过国王十字地区，再回到卡姆登区，这儿有一个19世纪的双锁船闸，用于提升运河水位，现在仍然被过往船只频繁使用。这个空间，我女儿和她的朋友们常来光顾，它有很多画廊、餐馆酒吧和艺术小商店，现在全关着门。

我们大约走了两个半小时，一直大踏步。他说每天都走这么久的路，大约二十里。我与先生每天只走五到八里，与瑞恰德相比，属于小巫见大巫。因为隔离，他爱上走路，这是别的运动代替不了的。他以前在办公室见人，现在在走路中完成，他总把见面的人安排在走路中，工作完成度大，而且他非常愉悦。

都说快乐的人，心脏会分泌肽液，人会年轻，会长寿。瑞恰德实际岁数可能不是六十多岁，他精力好，走这么久，还是脚步轻盈。这肽液很神奇，甚至会让癌逃开，要知道心脏是身体上惟一不会得癌的地方。

我发现虽然我们谈论的是严肃事，但行走之际，眼前总有不同的风景掠过，仿佛一种提醒或是回应，思想打开脑子和心灵一个个蒙尘的空间，更新它们，从一个空间到达另一个空间。跟主妇的断舍离有某种相似，我们把不需要存储在心中的东西清除，而看清哪些东西是真正宝贵的，这种时候，适合写诗或是写小说，在所有缠绕着我们的乱线团般的存在中，分辨出各种思绪和回忆，把读书和读人，移入面前的世界、以往的世界和未来的世界中。走路时，清风迎面吹来，鸟群尖叫，鹤伫立水边，那一动不动的姿态，你马上知道该写什么。

在运河之上，两个寂寞的灵魂，站立窗前。

有艘蓝船缓缓驶出，回荡着一首似曾相识的忧郁之歌。我拒绝听，去街上找一位配钥匙的人，那把可以打开你心的钥匙。

蓝船跟上我，行驶在陆地，歌词变了，“我的母亲是一所学校，让我笑，让我哭。你的母亲是一个医院，你背弃，你忠诚，所有的再见是因为她。”

现在的我，二十一年后，走在运河边，只有一片轻薄的雾，也许1999年，是个分界线，让我终生与爱情背道而驰？

那天，彷徨失措的我一条条街穿越。没有配钥匙的人，毛毛细雨降落，钻入我嘴里，原来它比盐更咸比刀子更锋利，我配不了那钥匙，打不开你的心。

这首我写于两年前的诗，收入刚出版的新诗集《像风一样活》里。一切因走路而起，一切因运河而起，一切因空间而起，充满悲伤，皆是因为你我如此卑微，皆是因为你我这样地活着，我真希望有一天我的心脏能感知到肽液，渐渐淡掉这内心装着的痛苦，就像我的朋友瑞恰德一样。

我在想，苏拉苏拉丛林的那双充满善意的眼睛，在注视他的前方，那是娜娜，它的眼睛映出的是另一个世界的空间，一切皆可能实现，为什么不呢？如同我此刻能感受到在另一个与我们并行的世界里，安东尼的目光朝我们关切地投来。

虹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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